14个物种以她的名字命名

14个物种以她的名字命名,32岁,从零开始学习植物学;61岁,进行独龙江越冬科考;73岁,领衔开展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研...


  32岁,从零开始学习植物学;61岁,进行独龙江越冬科考;73岁,领衔开展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研究;90岁,每天仍坚持工作。

  在她看来,自己就像一棵白菜一样自然生长,不忸怩、不装饰。她说,每活一天就要努力工作以回馈和感恩。

  “说好3点来,怎么让我等到现在?我90岁的人了,哪还有40分钟可以浪费!”

  虽然最终接受了记者的解释,这位身形瘦小、头发花白却依旧蓬勃的老太太还不时念叨,“40分钟,整整耽误我40分钟……”

  32岁,从零开始学习植物学;61岁,深入独龙江,进行首次越冬科考;73岁,领衔开展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研究。90岁后的首个“五一”节,她告诉记者,“4天假期,我在家工作了4天,天天有成果。”

  低谷时,能反弹,就是胜利

 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,李恒是一道独特风景。近60年的科研生涯,她所获荣誉众多,有14个物种以她的名字命名。作为17万份各类植物标本的采集者,她把自己比喻成一棵白菜,“就像一棵菜一样自然生长——不忸怩、不装饰,简单地过着。”李恒说。

  在成为一个植物学家之前,李恒曾先后是家乡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的乡村小学教员、县文化馆员工以及中科院地理所的俄文翻译,但生命的起点却几乎成弃婴——“我刚出生,已有两个孙子的祖母就将一坨棉花塞进我嘴里,母亲怜我是条生命,又悄悄地掏了出来。”长大后,日寇侵袭衡阳,被迫辍学的李恒深感弱小民族的苦痛。

  尽管从小命途多舛,但在磨难、困厄中成长的李恒愈发“有恒”。在艰难岁月,她一个人泡在标本馆里,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00多万份标本几乎看了一遍,还自学了拉丁文,学会阅读德语和法语文献。李恒第一个研究成果——黑龙潭杂草植物名录(手写稿)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。

  “人生总有高峰和低谷,高峰时,不自大,低谷时,能反弹,就是胜利!”在李恒看来,困苦未必都是苦,有得有失,才是人生。

  1961年4月,李恒随丈夫一同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报到,此前,她是一名俄文翻译,这一度是令人羡慕的职业。但所长吴征镒一见李恒,兜头就是盆冷水——“俄文翻译这里不需要,你需要学习植物学,学习英文。”

  李恒对吴征镒的直率、坦诚没有感到惊奇和沮丧,一切归零,从头学吧。报到后的第二个星期,李恒就赴文山参加野外科考,搭乘大篷车,夜宿旅店,臭虫、虱子令人坐卧不宁。走路、爬山、上树要学,打被包、烧火煮饭也都要学。多年之后,同事们还记得当年考察时的一个场景,因记录一个植物的名称,考察组长被李恒问得有点不耐烦,这个刚进门的外行竟冲着组长挑战,“你记住,3年之后,专业我一定会赶上你,而外语你却超不过我!”

  不久,人们就领略了李恒的要强、较真儿。“有人说她喜欢抬杠,其实,时间一长,大家发现她不是为争论而争论,而是从交锋中吸收、学习对方有益的想法。”学生杨永平说。不盲从权威确是李恒一以贯之的,当年面对苏联专家,“即便我只是个翻译,对他们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和议论,我也毫不客气地和他们争。”说起这段往事,李恒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。

  考察没有完成,决不能半途而废

  在李恒获得的所有称誉中,“独龙江女侠”是她最为喜欢的,这其中蕴含着她与“西南最后秘境”的一段生死情缘。

  1990年10月,61岁的李恒带着3名助手和64匹马驮载的辎重向滇西北的独龙江进发。“为啥要进行独龙江越冬考察?许多类群一翻过高黎贡山就变了,以往对独龙江植物考察均集中在7至11月,几乎没有人在冬季涉足,独龙江的奥秘没有揭开,我觉得有责任去闯闯。”为了此次考察,李恒精心准备了两年,筹集了可支撑1年的物资,甚至准备了在当地栽种的菜籽。

  王立松与李恒相识多年,说起当年与李恒野外科考的经历,王立松可没有客气,“大家都不愿意和李恒一道出去,为啥?在山上劳累了一天,到傍晚,大伙儿都按点到山下集合,她每次都是最晚下山的,害得大家都得等着她。”

  对于1999年才通公路的独龙江,李恒此行之难可以预见。科考不久,李恒就染上了疟疾,病情十分危重,当地政府用直升机将她转运出来,当地乡亲将她抬到边防部队的诊所,打了多日吊针,才闯过“鬼门关”。女儿在电话里苦劝李恒回来,她回答,“要死就死在这里,我的考察没有完成,决不能半途而废。”患病期间,李恒用录音机录下工作的安排、科考的进展、对家人的嘱托……万一走不出峡谷,就当是遗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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